翻开纽约B面:几十年不变的贫困
2018-03-11 08:29:02 来源: 解放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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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纽约每日新闻大厦是纽约市地标建筑之一,坐落于曼哈顿最繁忙的中城东42街,位置大约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央车站之间的中点上。在大堂里的巨形地球仪旁边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特别的募捐箱——回收任何未过期且不易变质的食品。   比这更令人惊讶的是募捐箱上的海报:一个啃着青苹果的大脑袋儿童,上面写着“纽约市每年有130万人面临饥饿,每4名儿童中几乎就有1人”。   城市越富为何穷人越多   根据纽约大学弗曼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,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,纽约市的贫困率一直高于全美平均水平,保持在19%—21%之间。2011年到2015年之间的数据显示,800多万纽约人中有170万处在贫困线以下。其中,儿童和老人的贫困率在纽约市尤为突出:儿童贫困率高达30%,全美平均为22%;贫困老人的比率则比全美平均值翻一番。更吊诡的现象是,在美国的大城市都会区,贫困率反而更高。在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,纽约有将近一半人口属于穷人或接近贫穷。   2014年的美国联邦“贫困线”标准为4人家庭(2名成人+2名17岁以下的孩子)年收入低于2.4万美元。事实上,在生活成本高企的纽约,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需要达到7万美元才能负担得起房租和生活必需品。   纽约贫困率为何几十年居高不下?这个谜一样的问题,答案也很难一言蔽之。 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第二次“衰落”的转折点,此后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明显下降。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教授托马斯·缅恩指出,这一时期开始的这种转变,使得那些低技能的贫穷劳动力得到好工作的机会大大缩减,进而导致福利大幅下降。研究纽约流浪汉对策的缅恩说,从那时开始,美国的贫困问题已“不再有特效药”。   但是,十多年前发表在美国《经济观点杂志》上的一篇论文却指出,近几十年来的数据表明,美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对贫困率水平影响甚微。“关键问题是,贫困率居高不下还与收入中位数的滞涨以及贫富差距扩大有关。”论文结语暗示贫困难解决,更多是坏政策而不是坏经济的结果。   然而,这两种归因都回避了一个美国社会结构的变量——移民。美国吸纳的移民中,占最大比例的是来自周边说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。《华盛顿邮报》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指出,在1990年至2016年期间,全国贫困人口从3360万增加到4060万,西语裔人口在这700万的增幅中占了近四分之三。   在1999年至2008年间,美国贫困名单新增180万名儿童,移民问题中心报告显示其中45%是新移民。“我们不是在生活,我们只是幸存下来。”“我3个月前迁徙到这个国家,认为会过得好些,但我发现这里一样贫穷。我想逃避,好在这里有食物救济。”这是一篇2015年的新闻报道里两个移民家庭主妇的哀叹。   社会公益机构帮困补位   开篇提到的食品回收由一家叫“城市丰收”的公益组织运作,《纽约每日新闻》是他们的合作方之一。像这样发放免费食品的救助项目,是纽约市一些贫困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  30多年前,“城市丰收”的创始人发现一家餐馆用土豆皮做菜,却把去皮后的土豆扔进垃圾箱,于是她开始发起向附近餐馆回收“无用”食材的行动。现在,“城市丰收”的食品来源除了个人捐赠,还搭建了从农场、生产商到集市、餐馆的回收系统。外联事务负责人萨曼莎·帕克表示,通过全国性非盈利公益机构“喂养美国”,“我们从西部的加州,甚至加拿大,获得新鲜农产品和其他营养食品。”   这些募集来的食品通过两种渠道发放。“我们为500多个社区食品项目提供食物,而这些项目再将食物分发给贫困居民。”帕克女士说,“同时我们在纽约市有9个流动集市,全都开在公共房屋社区(纽约市政府运营的廉租房)。”流动集市每月在周末开放两次,廉租房居民按家庭人口免费领取不同份额的果蔬和食品。   帕克提到的500多个社区食品项目中,纽约公共食仓是较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。公共食仓位于中央公园北端的东哈莱姆。   以东96街为界,很难想象,在弹丸之地的曼哈顿还存在这样一片房价洼地。离最繁华的中城不过10来分钟车程,东哈莱姆的街头却满是萧瑟之气。罕有光鲜的商业设施,有的只是旧杂货店、简陋的小餐馆,炸鸡店和便利店品牌在此地自成一统。窗户密密匝匝的深褐色大型公寓楼之间,常见非洲裔青年三五成群聚在空旷的社区公园一角。   这里是整个城市失业率最高的地区,也是帮困设施的集中地——8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、36个毒品酒精戒断设施以及37个心理健康治疗所。   和东哈莱姆隔着哈莱姆河相望的布朗克斯区,同样以非洲裔和拉丁裔居民为主,在纽约州、市两级都是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地区,6岁以下儿童超过两成处于极度贫困状态。布朗克斯的东南片,是垃圾处理场、刑事犯拘留所和政府廉租楼的集中地。街上,身形肥胖和饥肠辘辘的人比比皆是,两者都是贫困的典型特征。更糟糕的是,研究发现新千年以来,这些高犯罪率社区更成了穷人扎堆的地方,低收入家庭的密度和贫困程度都有加剧的趋势。   免费食物需求逐年增加   建于1980年的纽约公共食仓除了提供免费食物,还可以在里面免费淋浴、理发和使用自动洗衣机。运营资金来自纽约市健保部门的拨款,也有私人和基金的捐助。   公共食仓周一到周五供应堂食早餐,一、三、五还能在这里吃到晚餐。来这里的人们只需要提供生日信息,就能办理一张带有芯片的卡,即使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可以申请。工作人员会专门给流浪者准备无需烹饪的食品包。   领取食品的仓库周三到周六开放,甚至可以在网上下单。上午11时不到,在一楼像银行大堂的大平层里,三四十名衣着简陋的人坐在椅子上等待,大多数是非洲裔和西语裔居民。食品项目主管安德雷·汤普森说,这些客人已经通过平板电脑里的目录完成“点单”,领取食物的数量取决于家里有几口人。   二楼有点像超市或菜市场,粮食、奶制品、果蔬和小零食分装在叠起来的塑料盒里。“把提货区和等候区分开,使用网络下单,不仅提高效率,更让受助者保持尊严。”汤普森说,“这里每天平均要接待两三百人,最多时达到400人。最远有从史泰登岛过来的。”   经过数十年发展,纽约的社会扶贫体系越来越成熟,但面对日益庞大的需求,服务提供方仍在不断补位。“我们原本预计食物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,但事实恰恰相反,需求每年都在增加。”公共食仓项目发展部门的梅丽塔·格林丽芙说。   政府几度改革仍在摸索   除了不断完善和扩张的社会求助组织,政府在治理贫困方面如何作为?   联邦政府层面,美国对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经济援助的AFDC 计划(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)曾施行半个多世纪。直到1996年,AFDC被更严格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 TANF(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)取代。对于AFDC的批评,集中在变相鼓励生孩子、阻碍女性就业。与AFDC 相比,TANF的最大变化在于鼓励通过就业脱贫。法案规定,个人一生中接受福利援助的上限为60个月(相当于5年),且必须在接受援助后24个月内找到工作。   这一以就业为导向的福利改革政策在纽约实施了很多年。据缅恩介绍,数年前,纽约现任市长德布拉西奥发起新的改革。在布隆伯格时期,市政府向技能培训机构购买服务,是按接受培训的人数支付费用。现在改为按受培训人员的“表现”付费:受训人员必须就业,培训机构才能获得额外的“人头费”。   “新政策以成就为导向。”缅恩在调研过程中发现,一些培训机构更喜欢这种基于“表现”的绩效,因为“表现”越好,就能获得更多政府拨款。不过,也有一名开设计算机培训机构的华人老板私下表示,新政下的再就业培训审核比以前严格很多,招生受到不小影响。   在缅恩的调研中,德布拉西奥的顾问班克斯对他说,在以前的一刀切政策下,“如果你申请福利,政府不关心你的问题是什么,你只要去工作就行,通常是那些低技能低价值的工作。”过去30年,作为法律援助代表,班克斯一直为纽约贫困者的福利和政府打官司。“现在,我们首先要问福利申请者——你需要学习英语吗?你需要高中文凭吗?你想学习这种或那种技能吗?然后仔细评估。”   由于牵涉到很多程序和法律的更改,新政策真正开始启动只是最近的事。“是否奏效仍有待观察,但坦率地说,我对此仍有疑虑。”关于福利和贫困问题,不管采用怎样的政策,“我更愿意管理它,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。”在采访最后,缅恩重复了自己的观点。(李梦达) 点击查看专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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